山西省国术促进会会员证章

国家形象是特定国家的外部国际公众通过复杂的心理过滤机制，对该国的客观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以及所作所为)形成的具有较强概括性、相对稳定性的主观印象。良好国家形象是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能对他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同化力。但是当前“中国的国家形象跟不上诸多变迁的步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以前那些陈腐的观念中，充斥着固执的偏见和恐惧。”因此，运用各种方式积极建构一个能够反映真实的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的良好国家形象至关重要。

湖南省国术馆证章

国粹武术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传播中理应担负起塑造良好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本文就武术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进行研究，为具体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明确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是本研究的前提。正如国家利益按重要程度可划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同样应该有核心定位、重要定位、一般定位，且核心定位是其他定位的前提与根本。根据中国国家领导人、“他者”、学术界3方面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和谐”应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定位。

1928年中央国术馆证章

1、从5代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形象的定位来看，“和谐”的思想不但贯穿于新中国成立至今，而且逐渐发展成为核心思想。比如，第一代领导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四代领导人不但将“和平发展”写入十七大报告，而且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向世界宣告“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中央国术馆证章

2、从“他者”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他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始终变化不定，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也会因“他者”身份的不同而定位悬殊较大。但整体来讲，基本经历了从刚建国时褒贬不一的新中国形象，到文革期间疯狂的中国，再到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奇迹的广泛赞誉，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妖魔化”历程。从中可以解读出“他者”一以贯之地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和谐的中国。

江西省高安国术馆证章

3、从目前学术界的角度来看，不同学者因研究视角有别，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也不尽相同，但基本都包含“和”的形象。“世界中国学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4届，4届的主题始终围绕“和”的理念进行，基本代表了学术界对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共识。同时，“和谐”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定位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发展现状的必然，是当今世界对中国的需求。

江西省国术馆证章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资料法、移植法、逻辑分析法等。移植法是将一个学科领域中的原理或技术应用或移植到另一学科领域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开拓思维，可为所研究问题提供一些关键性的解决办法。本文主要移植了文化学、传统哲学、艺术学的相关理论，用以引申、佐证本研究相关立论的合理性。

山东牟平县国术馆扬我国威证章

构建中的定位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在传承与传播中体现出三重属性:文化性、艺术性、体育性。“武术的文化属性是其首要属性，其次是艺术属性及体育属性。”三重属性是武术构建国家形象的定位依据。

贵溪县国术馆救国证章

1、武术在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文化定位

中国武术是一门中和的文化。武德之要义在于“中和”以道德代宗教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周孔之“礼”推崇备至，形成了“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伦理框架。所谓“武以德立，德为艺先”，体现出的正是武术“以德为本”的伦理观念。同时，儒家“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的主导思想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浸润，奠定了贵和尚中的“中和”思想的崇高地位。正如董仲舒所言，“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春秋繁露》)传统文化对“中和”的极度推崇，使得武术对武德的关注重心也完全放在了“中和”上，可以说，武德之要义正在于“中和”。这在各拳种流派对武德的规定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如河北八极拳门明确要求，“同门之人以和睦为贵，不可称自己之刚强，灭他人之志气，尤不可因比试之胜负遂引类呼朋，以致同室操戈”。

许昌县国术馆证章

另外，武术在训练与技击中对于“中和”的遵循与追求同样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习武者的中和之德，如太极拳强调的“立身中正安舒”，咏春拳要求的“守中打中”，武术技击普遍推崇的“点到为止”、“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武术修习普遍崇尚的“身械合一”、“天人合一”等，都在发挥着导引武术学习者形成中和之德的作用。总之，武术是通过遵循“中和”理念的道德感化和技术训练而使修习者的道德达至中和之境，形成以“中和”为要义的高尚武德，而且，其在技术层面上对“中和”之德的训练并非故意为之，而是“莫知至而至”的“自中节”。

1926年睢县国术馆证章

2、武术之“中”的文化特征

“中”是武术训练的准则：“中”作为武术训练的准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拳种包含的技法方面，每一拳种流派技法虽变化万千，核心技法却只有几个甚至一个。各拳种流派均以“纲举目张”的传统文化“持中”理念设计招式技法，认为习武者掌握了那些核心技法即是掌握了该拳种流派的技法之纲，由此即可举一而反三，很快学会甚至自行推演出其他无尽的繁复技法与变化。在劲力方面，所有的武术技法训练均以“内劲”为核心，正如孙禄堂所指出的，“内劲是一切拳术共同的基础，因此也是全部武学修为的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劲即是武术训练的“中”。

郑县国术馆证章

“中”作为武术训练的准则，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形意拳明劲、暗劲、化劲3种练法的三步进阶，即是由刚至柔、再至刚柔相济得劲力之“中”的过程;太极拳要求行拳走架“中正安舒、支撑八面”、“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等，亦体现了对“中”的要求;再如“动不舍静、静中含动”的动静论，“以外领内、以内驭外、内外如一”的内外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莫测”的虚实观，等等，无不体现出武术训练的尚中思想。另外，武术训练以“中”为准则，还融入了传统文化重要的“时中”思想，即“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而“中”。清易学大家惠栋曾言:“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易汉学易尚时中说》)“时中”思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武术具有“动”的特性，不动则不足以成武，这就从本质上规定了武术对朱熹所谓的“中无定体、随时而在”的“时中”论的深刻实践性。以太极拳为例，要求“虚实宜分清楚，一处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此一虚实”，“看似至柔，其实至刚;看似至刚，其实至柔。刚柔互运，无端可寻”，即是武术训练“时中”思想分别在虚实论和刚柔论上的反映。

江陵县国术馆馆员证章

“中”是武术技击的法则：太极、形意、八卦3派拳术形式不同，其理则同。用法不一，其制人之中心，而取胜于人者则一也。盖内家之技击也，必求其中。太极空中也;八卦变中也;形意直中也。中则自立不败之地，偏者遇之靡不挫矣。其实，又何止所谓内家拳才如此，天下拳术莫不以“中”为技击法则，比如，翻子拳要求“出手打印堂，回手挂鼻梁”;咏春拳提倡以中为法，守中打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注重“时中”的思想，要求因时求中。武术技击瞬息万变，更加客观地突出了“时中”的重要性。“时中”的要求渗透在武术技击的攻防、劲力、进退、动静、兵器等方方面面，如关于攻防，要求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一体;关于劲力，要求他刚我柔，他柔我刚，刚柔相济;关于进退，要求进中有退，退不忘进，进退相宜;关于动静，要求动不舍静，静中有动，动静相生;关于长短兵，要求长兵贵短用，短兵贵长用，长短相参;等等。总之，在武术技击中，“时中”的思想要求习武者对于攻防、劲力、进退、动静、上下、开合、急缓等的运用要以中为度、因时而用，“随左打左，随右打右，彼之刚柔，己之进退，起落变化，总相机而行之”(郭云深言)，达到“因敌变化示神奇”(《十三势歌》)的效果此外，习武者对武术技法的掌握也体现出“中”的法则。许多武术名家均有成名绝技，并常在技击中凭此取胜，如形意拳宗师郭云深的半步崩拳。武谚所谓“艺贵精不贵多”、“千招会不如一招精”，所阐释的正是这个道理。

河南省睢县国术馆证章

“中”是习武者生存的原则：考察“中国”的名称，以“中”命名可能并不仅仅是古人出于地理上的考虑，认为我国位于世界最中央，而是深入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层，因传统文化尚中而命名。因为，“中”是一种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处世哲学，是国人的生存原则，正所谓“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习武者“武”的特殊性，进一步规定了他们是一个较常人尤须注重“中”的群体，惟如此，才能更好地在流派纷杂的武术界生存、发展。同时“中”作为武术训练的准则和武术技击的法则，习武者对其熟稔程度已近乎“日用而不知”(《易·系辞上》)，这就更加规定了“中”作为习武者生存原则的合 性法。“中”作为习武者生存的原则，主要体现在高尚的武德上。比如，他们谨遵师德要求，“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露者”(黄百家《内家拳法》)不传，即“非信仁廉勇，不能传兵论剑”(司马迁《史记》)，并认为“谈玄授道，贵乎择人”(吴殳《手臂录》)，“德仁者不教失仁，不德之人传而失艺”;在用武之时，谨遵用武之德，“遇强不惧，见弱不欺”，“宁输拳，不输人”，认为“一时胜负在于力，万古胜负在于理”，注重以武修身，重和去同，在不同流派、不同见解之间以“中”为度，存身、证道、传道。

宜春县国术馆证章

3、武术之“和”的文化特征

“和”是武术训练的要求：孙禄堂曾指出，“天为大天，人为小天，拳脚阴阳相合，五行和化，而形意拳出焉。”《形意拳拳谱》中亦有言，“鹰熊竞志，取法为拳。阴阳暗合，形意之源”(《两仪歌》)。也就是说形意拳乃由阴阳和合而成。《周易》启示世人:“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天底下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对于拳术而言，即是“一阴一阳之谓拳”。换言之，“和阴阳”即应是对武术训练的基本要求，亦是武术练习通向神明之境的不二法门。在具体的训练层面，各拳术流派的具体要求不尽相同，才形成各家各派风格迥异的拳术风格。但从训练理念来看，却都基本遵循“六合”理论，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的内三合，以及手与足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的外三合(也有筋与骨合、皮与肉合、肾与肺合、头与手合、手与身合、身与足合的“六合”之说)。换言之，“六合”是实现“和阴阳”的具体实践，武术训练正是在“六合”的过程中践行着刚柔相济、动静相宜、虚实相生、起落有致、开合有度、形神兼备、内外如一等的技术要则，不断提升着人自身内外、人与人、人与物相“和”的修为进境，最终达至“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大田县国术馆证章

“和”是武术技击的追求：“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从氤氲之初便包含着积极的吸纳与融合精神。对习武者而言，南拳北腿，东枪西棍，长拳短打，各有所长。武术技击之“和”体现在习武者对各家各派兼而习之并加以运用的行为过程中。戚继光曾指出，“若以各家拳法兼而习之，正如常山蛇阵法，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身而首尾相应，此谓上下周全，无有不胜”(《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许多武术大家正是以“不经一师、不长一艺”的习武理念，在“和”各家之长而为己用的修习过程中，武术技击境界得以不断提升，如张占魁熔形意、八卦于一炉，孙禄堂兼摄太极、形意、八卦三家精华，等等。武谚有云，“大武不兵，真武非斗”，“不会打人学打人，学会打人不打人”，真武乃和，“和平”之“和”是武术技击的更高追求。这一维度中的“和”亦不只限于以武术维护和平，还在于习武者因修习武术而实现技击时心境上的始终平和，这也许正是武术技击的一种“太和”境界。“夫武术以和为用，和之中智勇生焉”(孙禄堂语)，真正通过武术修身达到“太和”境界的人，古往今来确是凤毛麟角，处于此一境界的习武者自然是“不求胜于人，而神行机圆，人亦莫能胜之”(《拳意述真》陈微明序)。武术技击看似应追求调动各种能力“致人而不致于人”，其实是“真武乃和”。二者看似矛盾，实则正是老子“一阴一阳之谓道，反者道之动”思想的体现，是客观规律。也正是在这种对武术技击看似悖谬实则不谬的追求过程中，中国武术的内涵得以不断深化，习武者对于深蕴中国传统文化的武术、传统文化本身以及天地大道的领悟亦发生了质的飞跃，绘制出一个完美的武术技击追求之“圆”。

江西黎川县国术馆学员证章

“和”是习武者生存的诉：求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武术因“和”而生生不已，流派繁衍;习武者因“和”而同明相照，承继绝学。众所周知，武术拳种众多、流派纷杂，且这些拳种流派大都诞生于明清时期，时间上较为集中。由此可见，在各拳种流派诞生、并存的历史进程中，“重和去同”一定是重要的指导思想，非如此，拳种的发展必然与史实有异而走向单一。武术发展重和去同的本质是习武者的重和去同。

中华太极拳国术会证章

习武者重和去同的基因本自“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系辞下》)文化思想的浸染，更是规定于 “武”的特殊性。事实上，也正因此才诞生了许多劝人以和的习武约律，比如“横逆相加只可理说排解，勿妄动手脚。即万不得已，亦须打有轻重、宜安六窍，免致伤人”(《短打十戒》);“要克己和众，助人成美!”(《武术汇宗》)这些约律又进一步孕育、强化了习武者重和去同的思想，导引着习武者生存对于“和”的强烈诉求。武术各拳种流派以及习武者们的“和而不同”践行着儒家所构想的“太和”境界，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的境界，这也是宋人张载所认为的最佳和谐状态，“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这种和谐不是排除矛盾、消弭差异的和谐，而是蕴涵着浮沉、升降、动静等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消长、转化过程的和谐”，是整体的、动态的“和”。这种“和”即是习武者生存的终极诉求，因为这是习武者生存、武术繁衍的根基、保障与动力。

河南省国术馆少林联合国术社证章

“中和”是武术的文化之根从字源的角度来看，“中”本义为氏族社会的徽帜，“和”本义为声音相应，协调地跟着唱或伴奏。“中”、“和”结合及“中和”观念的产生最早受作用于“西周统治的建立和民族关系的融合”。事实上，中与和的融通，不是二者简单的折中，更不是相叠加，而是对中与和的融摄与超越，从而熔铸形成了特殊的“中和”。这个“中和”可以理解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中的“三”，“一”是太极，“二”是阴与阳，“三”即是可以化生万物的“中和”。

联义堂国术社证章

“中和”不是阴与阳的折中，也不是叠加，而是亦阴亦阳，是对阴与阳的融摄与超越，所以才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贵和尚中的“中和”思想，从西周开始即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并最终广泛体现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比如，儒家的“吾道一以贯之”之论，道家的“天和”、“人和”之说，佛家的“一切中知，一中知一切”(《华严经·初发心菩萨功德品》)之训，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谋，无不以“中和”思想为统摄;作画之“六忌”(俗气、匠气、火气、草气、闺阁气、蹴黑气)，戏曲之“五不可”(“乐圣”魏良辅在昆腔创立之初提出的不可高，不可低，不可重，不可轻，不可自作主张)，也无不以“中和”思想为要义。

万安武校证章

中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对武术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致于其是武德的要义所在。同时，武术也以“中”为训练的准则、技击的法则，以及习武者生存的原则;以“和”为训练的要求、技击的追求，以及习武者生存的诉求。由此可见，以“中”为体，“和”为用，“和”更多体现的是价值观，“中”更多体现的是方法论，由“中”而致“和”，由“和”而显“中”，“中”与“和”相融相通。正因为“中”与“和”的融通，中国武术才有流派丛生的博大气象，才有阴阳为拳的精深奥义，才有德为艺先的修身之要。正如明代书学家项穆所言，“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礼过于节则严矣，乐纯乎和则淫矣。所以礼尚从容而不迫，乐戒夺伦而皦如，中和一致，位育可期”(《书法雅言·中和》)。因此，“中和”是武术的文化之根。

福州武协会员证章

武术的文化定位与中国国家形象核心定位的一致性，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之子叶准以自身数十年的国内外教拳经验，通过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后指出，外国社会将中国传统功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学习中国功夫，是意图接触中国文化。中国武术作为国际公众眼中的中国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国家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武术在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文化定位为“中和”，是悠久的中华历史传统和文化品质在武术上的呈现，反映着武术文化的特性，也即在“武”这一维度上的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特性。

平遥县新民国术会证章

“中和”定位下的武术国际传播，将以“体悟”的方式为国际公众提供一种别开生面的接触、感悟中国文化的路径，有益于多向度“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激发外国公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与文化，消除他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戒备”，最终在向世界展现武术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准确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以“中和”为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的崇尚和谐的中国，从而树立起一个和谐的中国国家形象。这与中国国家形象“和谐”的核心定位完全一致，不仅体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内在规定，符合中国发展的现状，也满足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当然也有益于树立中国武术的“中和”文化品牌，有益于武术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丰城第四区国术社证章

4、武术在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艺术定位

中国武术是一种技击的艺术，技击性是武之为武的艺术规定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伴随人类文明的出现，武术亦开始萌生、发展。但“武术”一词的正式出现，最早可追溯至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公元501—531年)《文选》中“偃闭武术，阐扬辞令”的诗句。此处所谓武术，泛指军事技术。这类技术在此前称为“技击”和“武艺”，被归入兵家的“兵技巧类”。之后历史千余年的演进，使武术不断成熟，终于形成了如今派系林立、拳风迥异、博大精深的武术体系。纵观漫长的武术发展史，从武术氤氲于原始社会开始，直至武术形成完备体系为止，技击性一直是武术存在、发展的根本缘由。

宜春第五区西溪国术社证章

尽管建国后竞技武术的出现与发展，对武术的技击性一再淡化，但作为武术的一种表现形态，却永远不能脱离技击性，否则便不应再归入武术的范畴。武术的概念反映了人们对武术最为基本的认识，“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武术概念约有20余种。”它们尽管表述形式不同，审视视角有异，但“技击”二字却几乎无一缺少，成为所有武术概念的一个共同点。这反映了人们对武术的共识:技击性是武术最基本的特征。但是，技击性不等于技击。很明显，在一些武术套路中，尤其在一些高度西化的竞技武术套路中，很多动作是不能用于技击的，至少若将其用于技击是很不实用的。但是，这些动作的“内容和素材都是取自于实攻实防的技击技巧”，具有明显的技击内涵，反映着套路编创者的技击乌托邦。所以就这些动作而言，只能说其具有技击性。因此，技击性(而非技击)是武术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是中国武术技术的本质特征”，没有技击性的动作从“武”的角度来讲已经失去了武术的本真。

江西省国术统一委员会宜丰县分会证章

5、武术训练是对武术技击性的探寻

原始人类的技击需要促使了武术的产生。在之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沧海桑田，世事变幻，武术却从未被湮灭。细细思索，健身、娱乐、文化、审美等诸多价值均是武术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但若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亘古不灭的贯穿武术发展史的恒久驱动力却只有武术的技击性。当然，人类文明的高度成熟促使武术的表现形态多样化，就目前而言，可分为“文化的武术、艺术的武术、教育的武术、体育的武术”4种，而无论何种形态，在训练中均离不开对技击性的探寻，且正是凭借对武术技击性的不懈探寻才能更好地实现该形态下武术训练的最终目的。

上海市武术界联谊会民族体育证章

以体育的武术形态下的太极拳健身为例，因只为健身，似乎不必留意武术的技击性，但其实在训练中“如果没有技击意识，便不可能充分理解太极拳的精髓，体会不到它的精妙之处，达不到健身的效果。所以，即使仅仅为了健身，练太极拳也要每个动作都具有技击意识。”

永季拳社证章

再以艺术的武术形态下的竞技武术套路为例，似乎训练只为表演，也不必留意技击性，但事实是只有认真探寻套路中每一动作的技击内涵，并将自己置身在一个充满战斗的虚拟场景中，竞技武术套路训练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武术健身和竞技武术套路训练尚且需要认真探寻武术的技击性，遑论其他如武术散打或者传统武术这些本身即更为关注技击价值的训练形式。

1947年鲁山回报协会国术团证章

6、武术表演是对武术技击性的演绎

技击性是武之为武的艺术规定，武术表演对技击性的演绎正是其区别于其他表演的根本所在。武术表演是一种艺术，艺术的核心内容是审美，以艺术形式呈现的武术让人震撼、令人陶醉，给人一种技击美的体验。比如，武术的动与静、起与落经过艺术加工，在表演中便体现出动似雷鸣、静似书生、起似蛰龙升天、落如劈雷击地等不同意境。武术表演所传达出的武术意境在明白无误地诉说着武术的技击能力，是对武术技击性的演绎，这种演绎令观者在艺术的遐想中领会到武术无坚不摧的技击效果。这种离形得似、重在神韵的武术表演，正吻合了齐白石先生“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话语。武术表演是对武术技击性的演绎，自然有别于真实技击，它能够将原始的“打”演化为“有情节的打”、“有规范的打”、“有特色的打”、“有内涵的打”、“有形式的打”等，这些不仅是“文明的打”，而且打出了“艺术”、打出了“文化”。

强华国术会会员证章

其实，在对武术技击性进行演绎的过程中，不同表演者即使对同一动作的演绎也不一样，因为正如“画家的性格有刚柔，注入到作品之上，当然也有刚柔”一样，不同表演者的气韵不同，对武术技击性的演绎自然有所区别。这也正如“山水画创作，千百年来，依然是深山飞瀑、苍松古木、幽涧寒潭......似乎总是老面孔，然而人人笔下皆山水，山山水水各不同。它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似同而实异的表相中所掩盖的真实生命。”武术表演大多以套路的形式进行，“技击性应当是套路编创中坚守的底线。中国武术的套路是由多个招法组成的，每一招都不应冲破这个底线。而优秀拳种的动作的部署与构思、优秀拳家演练对动作和整套的理解与表达，都会为我们描绘一种攻防的图景，营造一个攻防格斗的氛围”。武术表演正是在这种对技击性的演绎过程中，才更为凸显了“武”的特性，使武术的韵味更为醇厚。

海阳县国术分社证章

7、武术技击是对武术技击性的实现

武术技击是对习武者在训练中所领悟到的武术技击性的实现。所谓“练有定式，用无定法”，武术技击对武术技击性的实现需要明了练用有别的道理。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中有言: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以之作比武术训练和武术技击之间的关系十分恰当。从外形来看，武术训练对固有技法的练习可谓之“体”，武术技击对武术技法所包含的技击性的因境运用可谓之“变”，体虽一定却可生出万千变化，变化万千却总不离体。

1933年第二届国术国考纪念章

以形意拳为例，练时虽可变化形式却总以中规中矩练原形为主，具体应用时却几乎没有任何时候可以用上原形，总是在变化中击敌，展现原形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技击性，但无论如何变化，总归十四处打法:“手、肘、肩、胯、膝、足、左、右共十二拳，头为一拳，臀尾为一拳，共十四拳，名为七拳，共有十四处打法，此十四处打法，变之则有万法，合之则为五形，两仪，而仍归一气也。”因此，从本质上讲，这个“体”也可理解为“内气”，内气表现在拳中，则为内劲，“不变者，良知良能，内劲;万变者，技击技法，形式。以内劲来统驭万法，万法又化归为内劲，博综贯一，是谓不变与万变的合一。”总之，武术技击是对武术的“体”中所蕴含的技击性的实现，且这个“实现”不论在武术技击的何种境界，均始终遵循着“练有定式、用无定法”的原则。

第二届国术国考纪念章

8、武术的艺术定位与中国国家形象核心定位的一致性

庄子认为，“无用”是精神自由解放的条件，但毕竟是消极的解脱，更为积极的解脱则是“和”。“和”即和谐、统一，是艺术最基本的性格，体现了“道”的本质和最高的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在这一主体艺术精神的数千年关照、渗透下，作为艺术之一种的武术，其最基本的性格或者说最高的精神必然也是“和”。这也是“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对其孕育下的中国武术的客观要求。

河南省国术省考纪念章

事实上，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技击的艺术，“是建立在技击的表象基础之上，通过体现技击的内涵，追求超越外在的理想化的技击艺术”，更是一种追求和平、崇尚和谐的技击艺术，其所表现的“打”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和平的、防御性的“打”，是一种为了“不打”才不得已进行的“打”，“打”的过程也并未散发出残忍的气息，而是一种“仁和”的“君子之争”，其着力教化的中国人是一种如辜鸿铭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这和中国艺术呈现的“冲融淡定、物我皆忘的和平境界”是完全一致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技击性”这一有别于“技击”的概念作为武之为武的艺术规定，也正体现了武术对暴力的弱化和消解，“弱化和消解暴力理念透视出武术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乌托邦”。因此，武术的艺术定位与国家形象的核心定位是完全一致的。在武术传播构建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以艺术的形式进行传播的武术只有紧扣“技击”的艺术定位，把握住技击性是武之为武的艺术规定，组织具体的武术传播活动才不会偏离武术之实，才可以既有利于武术的发展，也有助于以“和谐”为核心定位的国家形象的构建。

郑县第二届国术县考壮士证章

9、武术在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体育定位

中国武术是一项和谐的体育：和谐与竞争是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迥异的求索中国武术虽功能多元，价值取向却为和谐。和谐之于武术，是实现多元功能的伦理观念，是衡量多元功能的价值尺度，更是不懈修习的终极目标。简言之，“中华武术视个体和谐为真，天人和谐为美，人际和谐为善，和谐观念是武术伦理思想的最高准则。”作为一种体育形式存在的中国武术，其所独有的套路、太极推手、说招文斗等较技形式均体现着和谐的观念。习练者通过套路演练展示武术修为，以太极推手探知对手水平，甚至以说招的形式作为一种较技方式，勾画出一幅幅有别于其他武技血腥“武斗”的“文斗”画面，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一贯推崇的君子之争。反观西方体育，正如塞莫斯·古里奥尼斯所说，“从现代奥运会，笼统一点将是世界体育运动离开希腊文明框架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目睹那些缺少人类极限认知感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孜孜不倦地寻找这些不知人类自然极限为何物，能打破一切记录，战无不胜的生物体”，不断追寻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梦想，甚至为达目的不惜摧残自己的身体。这深刻折射出西方体育骨子里的强烈竞争意识。需要明确的是，此处所谈中国武术主要是指传统武术。

山东国术省考优胜纪念章

作为竞技体育项目的竞技武术深受西方体育影响，其对竞争的求索和西方体育几无二致。当然，西方体育和竞技武术虽在训练、比赛等过程中强调竞争，但从世界的高度来看，也是强调“和”的，正如奥林匹克对于世界和平的殷切向往与追求。因此，提出“和谐与竞争是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迥异的求索”的命题是在一定前提下进行的。

平度县国术考试优胜纪念章

身心和谐是武术对身心关系的限定：身心和谐是武术修习者的起始功夫，也是终生孜孜以求须臾不敢离的内容。从大的方面来看，武术追求身心和谐是通过调节阴阳平衡来实现的。阴阳即两仪，形意拳拳论有“两仪者，拳中鹰、熊之势，防、守、进、取、往、来之理也。吾人俱有四体百骸，伸之而为阳(鹰势)，缩之而为阴(熊势)，故曰阴阳暗合也。先哲在深山穷谷之中，见有鹰熊竟志，因取法为拳，防守像熊，进取像鹰，越此二势，其拳失真。”可见，练形意拳的过程即是调节自身阴阳的过程。其他各拳种莫不如此。

平度第一届国术考试纪念章

具体而言，武术追求身心和谐是通过身体“六合”的完成来实现的。比如心意拳要求“其修炼者，内修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练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练至心意相合、神与灵合时，则心意拳成矣!”武术“六合”理论在不同拳种中的表述有所不同，大多数拳种理论认为，“六合”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的内三合，以及手与足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的外三合;也有的拳种理论认为是筋与骨合、皮与肉合、肾与肺合、头与手合、手与身合、身与足合;还有的拳种理论认为是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眼合，勇与意合，气与力合。

吴兴县业余国术团第九区杨家埠分团第116号

其实，不论何种表述，最终要达到的都是全身处处皆相合的状态。身心和谐是武术对身心关系的限定，不仅在武术训练、表演、技击时要求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如此。武术训练的这种身心和谐的状态，可以使情绪稳定，一举动周身俱轻灵，意念上也虚灵清静，从而实现形体和精神的高度统一。这不仅有利于技击，对健康也大有裨益，因为“外界不利因素对自身的损害达到最小，自己的生命系统建立起良性反馈机制。比如放松机制，能够随时让形体放松，让精神放松，缓解不必要的压力”

宜春县国术馆证章袁川实庆造 第514号

人人和谐是武术对人人关系的追寻：儒家强调“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两句不朽的名言，明确标示出两个主体即“己”与“人”，由此可知，“仁”最基本的含义乃为应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对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视对武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武术由“武”变为追求“不武”，由“战”升华为向往“不战”，从而形成武术对和谐人人关系的追寻。如心意六合拳的宗旨是“得中和之理，会中和之精”。《心意六合拳谱》曰:“武势者，其实贵和也，而和之中智与勇备焉。”“武，非与人争，扫平之事也。”也就是说，武术不论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最终目的都是平息争端，实现人人和谐。和西方体育相比，中国武术更注重方法、技巧，讲究用意、行气、用劲的巧妙和整体和谐，追求功夫的彰显，通过说招、试招，显示功力，表现技艺，取得心理上的输赢和人格的完善，追求“内圣外王”的君子式的格斗较技。这种君子式的格斗较技不仅是武术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一种体现，也是习武者实现人人和谐的一种重要途径。

袁川实庆造 第928号

作为实现人人和谐的另一重要途径，很多拳种流派都以戒约的形式对门人弟子的言行作出规定。比如，少林戒约要求“凡属少林宗派，宜至诚亲爱，如兄弟手足之互相救助，互相砥砺。违此者，即以反教论罚之。如在游行时，遇有必相较量者，先举手作如上式之礼，倘是同派，必相与和;如若系外家，既不知此，则相机而动，量其技术之深浅，以作身躯之防护，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轻击其要害。”这反映了少林宗派对和谐人人关系的殷切向往，同时也是武术不懈追寻和谐人人关系的一个缩影。

正心莱芜硬拳道门证章第984号

天人和谐是武术对天人关系的向往：《淮南子·本经训》曰:“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论衡·齐世》云:“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可见，天人合气是中国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重要立论基石之一。天地万物由一气派生，且一气相连，世界乃一个庞大的气场，万物浮沉于一气之中，而人也莫能逃避。人得气而生，有气而存，与万物处于一气统领之中。正是在天人合气等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将天人和谐作为对天人关系的向往。武术在中国传统思想“天人合一”观念的长期陶化下，同样对天人和谐表达出强烈的向往。

河间县抗日国术会分会

首先，“天人合一”观念使得武术十分重视“气”，认为“气”是“武术的原力和本根，是武术的生命和精微所在”，希望可以通过气与天地万物相连通，采天地之精微以为己用。一代武术大师张兆东即“每日早先习此，后练形意，五十年如一日”。其次，武术对于自然界的比附、顺应体现了天人和谐的向往。如心意拳以人体上、中、下三盘对应天、地、人三才;少林八卦五行功则根据不同的季节和人体内五脏的变化，秋季主练脾胃功，使之有助于肝;冬季主练肺功，使之有助于肾;春季主练肝，使之有助于心;夏季主练心，使之有助于脾胃。

河北冀县国术表演游艺竞赛大会奖牌冀县党部主办

再者，武术象天法地、取法自然。人们演练武术，是在将自身的气质、情绪与武术所融摄的天地万物的生命精神深相韵和的基础上的一种表达，是对天人和谐的一种体验与实现。如形意拳通过对十二种动物生命精神的体验与演绎，激发、调动人的潜能，使人与自然相和谐。事实上，人们徜徉于武术的世界，倾听每个拳种、招式的心声，正犹如置身于大自然，飞潜动植，水光山色，触手可及，自身生命因此而欣喜。然而，武术却并非在“指谓”自然，而是“显示”自然，不是割裂自然万物的生命律动，而是融摄它们的生命精神，从而真正实现天人和谐。

重庆青年露天国术证章第30号

10、武术的体育定位与中国国家形象核心定位的一致性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世界不仅奴役着自然物，而且也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这种事实在人的思想以及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不断渗透，使得人自身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物都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人们只有消除不和谐因素，重归和谐，才能更惬意地生活。体育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方式，对人的生活状态具有重要影响。众所周知，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运动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意识，显然不利于消除人类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相较之下，作为一项和谐的体育的中国武术，则更有助于使其习练者实现身心和谐、人人和谐乃至天人和谐。

中央国术登封县学员训练班证章第682号

另外，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和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正在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赞赏”。在此背景下，以追求和谐为终极目的的中国武术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有益于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广为流布。从国内外传播的角度来看，武术“蕴含了丰富的传统和谐理念，其国内传播有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国际传播则有助于促成和谐世界的进一步实现。因此，与西方体育强调竞争相比照，将“和谐”作为武术构建国家形象的体育定位，与中国国家形象“和谐”的核心定位完全一致，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同时也有益于武术自身的长远发展。

1934年河南第五届国术省考暨骑射比赛大会纪念章第173号

当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格局中，中国国家形象正在被严重地“他塑”着，这不利于良好国家形象的构建。站在和平崛起的高度，“中国形象不能被‘他塑’为‘沉默对话者’”，中国迫切需要提高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掌控国家形象话语权。

河南省睢县国术馆证章

武术作为广受国际社会欢迎的中国符号，其正确有力地广泛传播有助于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有益于良好国家形象的构建。但要实现正确有力地广泛传播，明确定位是前提。本研究在梳理中国国家领导人、“他者”、学术界对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基础上，认为“和谐”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定位，这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内在规定，是中国发展现状的必然，也是当今世界对中国的需求。

1926年睢县国术馆证章

国粹武术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传播中应围绕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定位，担负起塑造良好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武术博大精深，具备文化性、艺术性、体育性等三重属性，以此为依据，武术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定位可细分为文化定位、艺术定位、体育定位。研究认为，中国武术是一门中和的文化、技击的艺术、和谐的体育。作为一门中和的文化，武德之要义在于“中和”，“中和”是武术的文化之根，其中的“中”是武术训练的准则、武术技击的法则、习武者生存的原则，“和”是武术训练的要求、武术技击的追求、习武者生存的诉求;作为一种技击的艺术，技击性是武之为武的艺术规定，武术训练、表演与技击分别是对武术技击性的探寻、演绎与实现;作为一项和谐的体育，和谐与竞争是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迥异的求索，身心和谐、人人和谐、天人和谐分别是武术对身心关系的限定、人人关系的追寻、天人关系的向往。此3种定位内在地统一于中国传统“和”的精神，与国家形象“和谐”的核心定位相一致。在此定位下积极进行武术传播实践，努力构建以“和谐”为核心定位的良好中国国家形象，不仅是中国武术国内外传播的需要，是中国构建国家形象的需要，更是21世纪全人类发展的需要，是国粹武术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作者：郭玉成，李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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