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篇章，会发现许多热爱或投身于体育事业的人士，他们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决心，视死如归、舍生取义，英勇地牺牲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道路上。正如诗句所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他们用生命诠释着体育的精神和力量，成为那个时代最为动人的篇章。

 

                  武术名家 抗日杀敌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屈辱与苦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近代体育的独特性凸显，它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紧密相连。在“体育救国”的思想上，中国传统体育——武术，成为了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1927年，国民党著名人士如张之江、冯玉祥、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馆。1928年更名为中央国术馆，“强种救国，御侮图存”作为口号，一时间，“武术救国、国术救国、强国强种”思潮涌动，广为流传。

 

著名的“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源自于抗日英雄赵登禹率领的大刀队在长城抗战中的英勇事迹。赵登禹于1898年出生于山东菏泽，自幼便展现出对武术的浓厚兴趣。16岁那年，赵登禹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赵登禹作为长城前线作战的总指挥，他亲自挥刀上阵，率领大刀队勇猛砍杀敌人。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然而，1937年7月，赵登禹在南苑抗日保卫战中壮烈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窦来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同时也是太乙派的掌门人，1900年出生于山东临朐，1923年4月参加全国武术运动比赛，并荣获优等奖。之后，他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武术教练和第3集团军的武术教头，将武术的精髓传播给了更多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窦来庚组织了300多名武术爱好者，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队，后来被改编为“山东省保安十七旅”，窦来庚率领十七旅与日军进行了20多次作战，给日寇沉重的打击。1942年，窦来庚在与日伪军的激战中不幸牺牲，为国捐躯。

 

1910年，许子和出生在河南安阳一个武术世家。他家族传承的三十六路霹雳八卦刀闻名乡野，被誉为“南阳第一刀”。当许子和年满30岁时，他开馆传授这一独特的八卦刀法，门下弟子多达百余人。1945年春，日军侵占南阳，面对国难，许子和挺身而出，组织了一支由百余人组成的“宛南抗日游击队”。他们多次成功伏击日伪军，不幸的是同年4月，许子和在带领游击队与日军的激战中，身中三弹，壮烈殉国。

 

抗日名将彭雪枫自幼习武。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组建骑兵团，师长彭雪枫设计了一把集各家之所长，更适合中国军队使用的新式马刀，被称为“雪枫刀”。在抗日战场上，新四军骑兵团挥舞着雪枫刀，英勇作战。每到关键时刻，这把独特的马刀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参加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给日寇带来了沉重打击。然而，在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不幸牺牲，他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的关键时刻，众多武林志士挺身而出，舍身杀敌、保家卫国。其中，不乏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武术名家。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一路军司令梁锡福，曾是“大刀会”的一员；节振国，则以刀劈日本宪兵的英勇事迹著称；国民党抗战牺牲将领胡文臣，则出身于武林世家；还有在1944年常德会战中壮烈牺牲的少将师长孙明瑾……。

 

 

在历史的洪流中，多位曾代表中国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健儿们，以军人的身份，英勇地投身到了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最终壮烈殉国。

 

符保卢，1914年出生于吉林滨江。16岁时就在东三省运动会上荣获撑杆跳高冠军，他于1936年创造了4.15米的撑杆跳高全国记录，这个记录在二十年之后才被打破。符保卢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个进入复赛的运动员。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5月，符保卢还赢得了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的亚军奖杯，这也是中国运动员首次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夺得重要奖项。1937年符保卢参加空军，曾击落3架敌机，1943年7月，符保卢在陪都重庆接受战机训练时失速坠地，以身殉职。

 

“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这是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员陈镇和参军时写下的。陈镇和祖籍厦门，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很快成了暨南大学足球队中的一员。他以学生“国脚”的身份，多次为国出征。1933年，他在广州加入广东空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再次于昆明加入空军。1941年陈镇和驾驶的伊-153战机在甘肃安西县因发动机超负荷运转不慎坠地，壮烈殉国。

 

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中，有四名拳击队员王润兰、靳贵第、靳桂和李梦华，他们也都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王润兰1913年生于河北省饶阳县，从小喜欢武术，报考了河北军事政治学校，被选入西洋拳击队学习拳击，被称为军中“拳王”。奥运会上，王润兰参加的是重量级，在和荷兰选手福特的比赛中，他一直坚持到终局，虽然比赛输了，但他被媒体赞誉为“中国硬汉”。王润兰回国后在第32军某部任排长，1937年，王润兰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身绑手榴弹炸毁日军坦克，血洒疆场。

 

 

靳贵第，作为拳击运动员，1936年参加了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遭到裁判误判而惜败对手。由于他在比赛中的突出表现，被赞为“亚洲拳王”，许多国家都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们担任拳击教练或者高薪加入自己的拳击队。但国家有难，靳贵第毅然回国参军，走上抗日前线。1937年10月，商震将军的32军在安阳与敌军苦战，被称为“亚洲第一拳王”的靳贵第英勇牺牲，他的事迹是中国千万抗日将士的缩影。

 

在台儿庄战役中，靳桂英勇牺牲，李梦华下落不明，很可能在抗日前线战死。这些奥运健儿，不仅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展现了卓越的技艺，更在国家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

 

                  航空才俊 誓死报国

 

2024年4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正式公布了“航空烈士公墓英烈碑”名单，首批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共计1468名。这些在抗战中英勇奋战的年轻人，大多家境富裕、出身显赫，而且身体素质好。然而，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毫不犹豫投身抗战，将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蓝天，血洒长空。与当今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相比，他们展现出了更加坚定和纯粹的报国情怀。

 

乐以琴，四川省芦山县人，他是四川省短跑选手，就读成都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时，被同学们称为“飞毛腿”。1931年被选拔为出席全国运动会的四川田径运动员。1932年，乐以琴赴北平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学习。在淞沪空战中，乐以琴一人共计击落日机8架，被誉称为“江南大地之钢盔”。1937年12月，日本空军轮番轰炸南京。在空战中乐以琴所驾战机被击中油箱，乐以琴被迫跳伞，不幸壮烈牺牲。

 

张伯苓被誉为“近代体育之父”，他的四儿子张锡祜从小在南开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为培养保家卫国的空军人才,杭州笕桥蚕校被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在父亲支持下,爱好体育,身体素质优良的张锡祜投军报国,考入中央航校第三期。张锡祜毕业后任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队员,开始与日军在空中激战。张伯苓一直鼓励他英勇杀敌,还用《孝经》中的话告诉儿子,“在战争中不勇敢,你就是不孝。”

 

淞沪会战中,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天气恶劣,冒险飞行的张锡祜壮烈殉国,年仅27岁。噩耗传来时,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大学又被日寇的炮弹炸成了废墟。张伯苓强忍悲痛,告诉家人,儿子为国捐躯是弥补自己的遗憾:“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

 

 

“苏武牧羊 勿忘国耻”1933年全国运动会纪念章

（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沈崇诲，湖北武昌人。1928年，17岁的沈崇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在清华的四年，他是学校足球和棒球队的代表，经常作为北平及华北区的运动选手参加全国各地的运动会，获得不少荣誉。193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沈崇诲报考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7年8月19日于上海白龙港洋面驾机撞沉日舰，英勇殉国。

 

“自强不息 抗日救国”纪念章（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林耀，生于1911年。童年时的林耀在澳门就学，其后读于香港华仁书院。20世纪30年代，他还曾代表香港出席全运会以及远东运动会。1935年，林耀与一批港澳同窗报考了广东航校。1939年5月，45架日寇轰炸机进袭重庆，中国空军驱逐机队升空迎击。此战中，林耀一举击毁2架敌机。1944年6月，日军舰艇由洞庭湖上溯湘江，林耀率队予以歼击，在作战中他被敌机打中座机尾部，逃生过程中不幸降落伞未能打开，壮烈牺牲。

 

“誓雪国耻”湖南辰溪县第三届联合运动大会奖品铜墨盒

（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结语

对于许多参观北京祥体育博物馆的朋友，笔者总是热衷于分享近代史上体育如何与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的事迹。我个人收藏了近3万件体育文物，其中近代体育文物让我深刻感受到，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中国近代一样，体育与国家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强身强国”运动会奖杯（祥体育博物馆收藏）

 

那么，体育能救国吗？当看到那些印有“体育救国”、“誓雪国耻”、“强国强种”、“国术救国”、“勿忘国耻”等字样的体育奖牌、徽章、墨盒甚至水杯时，答案已不言而喻。正如100多年前，年仅24岁的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所写，“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只有强健的人民，才能支撑起一个强大的民族。

战争年代，无数体育人挺身而出，血洒战场，他们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勇精神，为国家安危和民族尊严献出了生命。如今，在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强身健体显英姿，修身养性守家园”或许是体育的另一层精神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