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抗日将领中，许多人都与体育运动有着深厚的渊源。其中，“少帅”张学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抵制伪满洲国，他慷慨出资支持刘长春万里单骑，远赴洛杉矶参加1932年的奥运会。另一位抗日名将孙立人，同样是一位运动场上的骁将。他在清华大学时便率领篮球队夺得华北大学联赛的冠军，随后入选国家队，并在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上为中国队夺取了第一个国际赛事的篮球冠军，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以上二人的故事为外界熟知，北京祥体育博物馆也收藏多件同他们相关的体育藏品。然而，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却是另一位国民党抗日名将—余程万的故事。余程万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和国立中山大学，在校期间，经常与同学谈论国事，思考该如何挽救中国现在之局面。他曾对同学们说：“大丈夫若要报国，非学习军旅之事不可”。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参加过近十次大会战，治军严明，深得百姓赞赏。

1943年常德会战，历经了长达16天的激烈战斗，超过2万名战士在常德及其附近的洞庭湖地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常德城区内孤军奋战的第74军57师8529名战斗兵最终仅剩321人存活。这场战役因其激烈的战斗和重大的牺牲，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余程万部则因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虎贲军”的美誉。

此役正逢美、中、英三国首脑开罗开会，罗斯福总统听取了蒋介石的战况介绍，特意将余程万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最后虽然常德收复了，但蒋介石认为“与城共存亡”并没有完成，下令将余程万交军法处审判，判处死刑。随后孙连仲、王耀武等人出面求情才得以出狱。1955年8月27日，在香港新界养鸡种菜的余程万遭到匪徒抢劫，随后死于警匪枪下，一代名将就此陨落，享年53岁。

祥体育博物馆收藏的“余司令程万杯排篮球冠军奖杯”，诉说着余程万的篮球情缘。奖杯器型较小，高约24厘米，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三足鼎造型，上部鼎口的直径约为15厘米。铜制奖杯的一面刻有“余司令程万杯排篮球冠军奖杯”字样，附刻“前锋日报关能创谭庚屏赠”，另一面则刻有“强身建国”字样，并附刻吉祥鸟的图案。

余程万同体育运动之间的直接渊源，资料甚少。据反复查证，余将军原籍地广东台山的“余忠祥公祠”中有相关资料记载—1946年余将军曾回乡参加了祠堂的祭祖仪式，并在当地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篮球和排球公开赛。这座奖杯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比赛所采用的奖杯。

另据查阅相关史料，《前锋日报》同样出自江门地区开平市，创刊于1943年，总经理关能创，社长谭庚屏，由此也印证了奖杯上的附刻文字。综合来看，这座奖杯很有可能是余程万将军于1946年举办篮排球比赛时所用，由《前锋日报》捐赠的奖杯。

体育能救国吗？对此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李祥经常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平均7—8位中国军人才能打掉1个日本侵略者，除了武器装备的落后，军队整体的作战水平、身体素质也存在一定差距。为了提升作战水平，很多军校、军官都重视士兵的体育锻炼，经常组织一些体育比赛，而且不少军官会以个人名义赞助体育比赛，颁发奖牌徽章。

回到现在社会，如果让100位中国青少年与100位日本青少年进行搏斗，最终谁能赢得胜利，结果难以预测。透过体育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李祥馆长呼吁现代社会应当重视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体育不仅有助于青少年强身健体，提升身体素质，更能在精神层面起到修心养性的作用。通过参与体育活动，青少年可以培养乐观向上的心态，学会团结合作，懂得奉献与付出，这些品质对于他们的人格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祥体育博物馆收藏了众多抗战时期与体育救国、强身救国、健身救国相关的体育藏品。这些藏品不仅见证了那个时代人们通过体育锻炼来强健体魄、增强意志，进而抵抗外侮、拯救国家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也反映了体育在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