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射礼竞赛的历史文化意义

1959年上海市虹口区秋运会男子拔河第四名奖牌

1、“三礼”中射礼竞赛的教育意义

“三礼”是指《周礼》、《礼记》和《仪礼》3本记载古代社会政事的经典文献。当时的政治制度设计主要围绕“礼”来展开，所以，这3本文献的，学术价值极高。“三礼”中，“射”字出现503次，其中，属于射箭意思的493次。专门记载西周礼仪的《周礼》一书，将“射”纳入“六艺”。从“三礼”中，可以看出射礼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确证，射礼曾经作为一种典型的竞赛形式出现。

1949-1959年庆祝国庆十周年黄浦区秋季运动会第六名奖牌

《仪礼·大射》篇记载了规格最高的射礼竞赛，一般由君王亲自主持，很多时候王亲自参射。“大射”最初的主要目的是选拔诸侯，《礼记·射义》说“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在比射选拔的过程中，更容易看出一个人技术以及技术之上的综合能力，因而，才受到“圣王”的重视。从选贤的比射中，也可以更加清楚地确认射礼的竞赛性质。

1949-1959年庆祝国庆十周年黄浦区秋季运动会第一名奖牌

最初射礼竞赛的目标是选拔人才，后来教育的价值越来越被看重，并推行到整个社会中。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大射礼的规格降低，乡射礼兴盛起来。射礼竞赛从上层社会逐步推广到整个社会中，用于教化民众。《周礼》中有“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的记载，到了“乡射礼”之时，射礼作为一种竞赛形式已经普及到了整个社会中，如乡、州等社会基本构成单位，参与者也主要是大夫、士等阶层。

1956年上海市徐汇区体育运动大会第六名奖牌

射礼赛会能够发展到如此高的组织程度，与其较高的教育价值有紧密的联系。当时的射礼竞赛兼具社会教育意义和个人教育意义。《礼记》专门有《射义》篇，其中记载“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等级有序渗透于射礼赛会之中。不同等级身份的人，采取不同的器具、不同的距离行射，奏不同的音乐，以明尊卑有别之理；在同一个等级内，大家是公平竞争的，但仍要相互之间行礼以表示尊重。整个赛会本身是一场很好的教育展示会。同时，对于个人而言，射礼竞赛可以培育人的君子之德。在《射义》篇中记载：“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国；持弓矢审国，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射箭这种静力性的体育竞赛，不同于跑步等动力性的体育竞赛，它更需要人内在的专注，而不是外在的力量释放。因而，它更容易通过内在的专注实现一种精神的修炼，当你能够表现出一种“内志正，外体直”的状态时，不仅容易射中，同时也是一种德行的表达。

1960年加定县运动会第一名奖牌

2、射礼竞赛仪程中的文化特色

《仪礼·乡射礼》篇中记载，比赛分为主宾两队进行，共进行3轮竞赛，即“三番射”，每轮每人射4支箭。整个竞赛的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完全可以用现代意义的“赛会”来称谓。整个射礼赛会的规程有32项之多，我们将其归纳为9个阶段，射礼竞赛的礼仪特色尽显其中。

1959年上海市卢湾区体育运动大会第三名奖牌

第1阶段邀请和准备工作。1）邀请：“主人戒宾，宾出迎。主人答再拜，乃请”；2）布置场地：宾接受邀请后，“乃席宾”然后布置洗、侯、乏等。乡射礼由主办方邀请宾参加，类似于今天的邀请赛。

1949-1959年庆祝国庆十周年黄浦区秋季运动会第五名奖牌

第2阶段开幕式。3）宾入场：“主人朝服，乃速宾。宾及门，主人一相出迎于门外。”主宾三揖三让之后入场；4）行燕礼：此一程序主要是揖让敬酒、作乐等礼仪；5）运动员就位、主裁判（司射）入场“三耦（三对射手）俟于堂西。司射升自西阶，曰：弓矢既具，有司请射”。开幕当天，主人需再次去请宾，相互行礼，入场同样需要多次行礼，处处体现着先秦时期文明礼仪之发达。

1957年上海市年终校阅射击优胜奖牌

第3阶段：赛前准备。6）器具准备“司射命弟子纳射器”；7）主持人（司正）入场：“司正为司马，司马命张侯。”司马由主办方选人，兼副裁判之职；8）运动员就位；9）主裁判诱射：“司射东面立于三耦之北，揖进；当阶，北面捐，及阶，揖，升堂，揖。当左物，北面辑；及物，揖。诱射”。“物”是指十字标识的射位。这一阶段，裁判员的诱射环节极具特色。司射在诱射过程中作损6次，可见礼数之细。

1951年上海市游泳比赛大会第四名奖牌

第4阶段：预赛。10）第1轮射者就位：“上耦揖进，上射在左，并行。上射先升三等，下射从之，中等。上射升堂；下射升，上射辑，并行”；11）主裁判宣布注意事项：“司射命曰：无射获，无猎获！”意思是不要射伤获者，不要惊扰获者；12）比赛开始：“上射既发；而后下射射”；13）助理裁判报告结果。“获者坐而获，获而未释获。”此番射中只高声报获，而不计数；14）第2、3轮射者依次比射。对阵运动员入场时，极为注重礼节，即孔子讲的“揖让而升”。另外，在射仪上也有很高的要求，《周礼》记载.“乡射之礼五物询众麻，一日和，二日容，三日主皮，四日和容，五日兴舞”。《论语注疏》中进一步解释为：“射有五善焉：一日和志，体和；二日和容，有容仪；三日主皮，能中质，四日和颂，合《雅》、《颂》；五日兴武，与舞同”。由此可见，射礼竞襄完全体现出礼仪化的特点。

1953年上海市游泳表演会第四名奖牌

第5阶段：正赛准备工作。15）裁判员准备：“司马命弟子设福（古代插箭的器具）”；16）射者入场；17）主裁判宣布规则：“司射升，请释获（计算射中个数）于宾，宾许。北面命释获者设中（放筹码的容器），曰：不贯不释！”这一轮的规则是不射穿箭靶不计算个数。由此可见，射箭竞寒在当时对于身体力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虽不像“贯革之射”那么推素竞力，但其体育竞赛的性质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与后来的投壶礼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1956年上海市水上运动会男跳水第五名奖牌

第6阶段：正赛。18）正赛开始；19）裁判员计算结果“司射北面视肿，释获者东面于中西坐，先数右获”；20）宣布比赛结果：“释获者遂进取贤获，告于宾。若右胜，则曰：“右贤于左。”若左右均，则日：“左右均”；21）饮罚酒。司射命三耦及众宾：“胜者一方皆袒左臂，手持上弦之弓。不胜一方穿好衣服，右手把解弦之弓。”胜者先上堂，然后不胜者上堂，站着干杯，22）答谢助理裁判。“司马洗爵，献获者于侯。司射献释获者于其位。”正赛中出现了饮罚酒的阶段，这种对于竞赛结果的奖惩办法极具特色。负者仅仅是象征性的饮酒惩罚，而胜者的奖励纯粹是一种荣耀，这将体育竞赛的目标定位到一种精神追求。

1956年上海市垒球锦标赛冠军奖牌

第7阶段配合音乐的比射。23）第3番射：“司射请以乐乐于宾，宾许”；24）宣布规则：“司射北面命日：不鼓不释！””，意思是射箭凡不与鼓节相应者则不释；25）比射：“司射退反位，乐正东面命大师奏《验虞》”；26）计算结果“释获者执徐获，升告左右卒射，如初”；27）宣布结果：“司射释弓视算，如初；释获者以贤获与钧告，如初”；28）饮罚酒：“司射命设丰，如初；遂命胜者执张弓，不胜者执弛弓，升饮如初”。本轮竞赛，是对射者最高的要求，也是体现礼乐文化的独有规程。

1959年上海市年终校阅射击优胜奖牌

第8阶段：竞赛结束。29）收拾比赛用具：“司射命拾取矢，如初”；30）收拾场地器材：“司马命弟子说侯之左下纲而释之，命获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释获者退中与算。”

1956年上海市田径自行车运动大会男子田径第五名奖牌

第9阶段：宴饮。31）酬酒：“宾北面坐，阵阶上北面酬主人。主人以解适西阶上酬大夫。若无大夫，则长受酬，亦如之”；32）互敬酒：“众受酬者拜、兴、饮，皆如宾酬主人之礼”。

1955年上海市秋季运动会田径赛第一名奖牌

整个赛会有始有终，过程仪节极为复杂，竞赛性质明确。专门设有主持人员、裁判团、工勤人员等，规则极为细致，设有专用器具计数。不仅有公开的结果宣告，而且对参射者还有仪容方面的要求，乃至精神道德层面的规范。可以说，整个竞赛的组织程度较高。通过竞赛程序的完备，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体育竞赛盛况，丝毫不亚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会。

1956年上海市田径自行车运动大会男子田径第二名奖牌

3、儒家哲学观念与“射”的“以德引争”

有关“射”的记载，在中国先秦时期非常之多。在本研究所考察的20本儒家著作中，共出现448次。在诸多记载中，通过两个直接与孔子有关的事件，探究孔子本人看待“射”的不同视角；另外，通过孔子的两段文本，力争诠释出儒家对于射礼竞赛的哲学认知。

1958年上海市秋季运动会青年篮球第一名奖牌

事件一：《论语·子罕》篇有“达巷党人曰：大战孔子l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当有人说孔子博学但没有专长时，孔子说，自己应该射箭还是驾驭马车呢，还是马车吧。笔者认为，孔子这是一种自嘲式的说法，并非说他善于驾车，并能够靠驾车来成名，即他并非以技术性专长来要求自己。另有记载“孔子日：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意思是：如果是无德无才的人，那他怎能射中？可见，在射和御这类活动中，道德层面的要求较之技术层面的要求更高。

1955年上海市秋季运动会田径赛第二名奖牌

事件二：《礼记》中也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射的故事。“孔子射于黑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日：责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除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单而语，公罔之袭扬解而语日：“幼壮孝弟，者爹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解而语日：“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旋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仅有存者”。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孔子之时，礼乐坏，从礼尚德者，“仅有存者”。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射事本身有着较高的礼仪道德期待，已经延伸到了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方方面面。

1955年上海市秋季运动会篮球冠军奖牌

文本一：《论语·八偷》篇中有一段记载影响颇深：“子日：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主皮”的意思是射穿甲革，强调的是力量。这一段中出现了对于体育竞赛来说极为重要的概念———“力”。射箭作为一项身体活动，是力量与技术的结合，尤其在历史的早期，更为强调力量，如“主皮之射”、“贯革之射”等。后来，出于道德和礼的需要，射箭被发展出了另一种“力”，即区别于主皮射之力的“礼射”之力。虽然仍然需要有力量，但重点已经不在身体力量上，而是道德之力。儒家哲学对于射礼竞赛进行了精神上的提升，甚至完全压过了身体层面。

1958年上海市秋季运动会田径第六名奖牌

文本二：儒家文本中与射礼有关、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论语·八》篇：“子日：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3]。后世文献对此段颇多引用，这里两次出现“争”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人类对于资源（土地、食物、异性等）占有的本能，后来发展为对人性中一种“比”的心理情结以及这种心理情结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深刻认知和综合概括。此段文本表达了对于“争”的综合认识，“其争也君子”，将“争”导向君子之“德”的理想状态。宋代朱嘉注疏此段说“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君子之争”已经是中国文化直到今天被广泛认可的概念，笔者认为，其用于表达中国体育竞赛的内在精神极为适用。体育竞赛的竞争不仅注重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过程的价值。对于君子品性的修炼可以与不断超越，取得冠军的价值并行不悖，在尊重对手、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取得的冠军才是最高的荣耀。笔者将“君子之争”提炼为“以德引争”来表达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特质。

1958年上海市秋季运动会垒球第四名奖牌

儒家关于射礼竞赛的记载中，不仅孔子强调精神层面的道德力量，其他先贤同样如此。《孟子》中有这样的记载：“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已而已矣”。这段话是孔子说的，但收录在《孟子》中，至少说明孟子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也更能反映出这种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经典性和广泛性。而且《礼记中庸》篇有：“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鹊，反求诸其身”；《射义》篇有：“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种“反求诸己”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前面“君子之争”的完美诠释，君子之间的“争”和“比”，不会产生“乱”，因为“反求诸己”只能造成自我精神道德的升华。因而，孟子说：“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身体的力量只能决定能否射到目标；射中目标的“力”是“圣，譬则力也”，意思是说，内在精神力量决定能否射中目标。对于道德层面“圣”的理解能够产生一种“力”，这个“力”的概念有形而上的成分，是一种精神力量，这才是应该追寻的终极目标。在《荀子》中同样有许多这种隐喻，《劝学》、《儒效》、《王霸》、《正论》篇中都有将射御一并用于隐喻为人为政之道。

1957年上海市田径运动大会第二名奖牌

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跑步、角力这种力量型的体育竞赛形式，但并未进入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相形之下，射礼竞赛却在儒家的思想论述中大量出现。通过对儒家思想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儒家之所以能容纳射箭这种静力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原因在于：射礼竞赛与当时的社会思想观念产生了有机的融合。射礼属于静力性项目，需要内在的专注，其实质是对自我的控制，因而，很容易将竞赛的胜负归因于自我，不会像动力性的项目容易诱发攻击性的冲动，即儒家所最为忌讳的“乱”，这也是儒家“秩序情结”产生的心理根源。儒家思想家深刻地认识到“争”作为一种生存本能，不可能去除，只能引导，所以才创造性地从射礼竞赛中提炼出“其争也君子”。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射礼竞赛带着一种“以德引争”的文化色彩留存于中国历史中。（作者：张波、姚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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